我国电厂大气污染物控制政策的辨析（上）
政策和制度是情况治理的重要工具，但二者并没有统一的界说和使用上的严格限制，也不保存哪一个大、哪一个小的问题。当一种政策上升到执法层面且具有相对牢固的、规范化要求时，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制度。在政策的指导下可以制订制度，而为了完善制度也可以凭据需要出台政策。如“谁污染谁治理”被称为是中国情况治理上的“三大政策”之一。凭据这个政策，在执法中划定了对排污企业强制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度。但当火电厂排放标准不绝趋严，给已经满足了行政许可的老电力企业造成新的经济担负时，国家会通过出台脱硫电价政策赔偿给企业。因此，制度和政策有时可以通用、混用，为减少歧义，本文所指的制度或政策无特别说明时可以交换、混用。目今，中国对大气污染物控制的政策和制度，有污染物总量控制、排放标准、部分地区实施的排污许可证治理、情况影响评价、环保综合计划及单项计划、环保限期治理、排污收费等。并且，排污权有偿使用、排污权交易、情况税等政策工具也在试行、研究或者制订之中。在众多的环保政策制度中，有些在理论上不明确、实践效果差；有些纯粹从一种理论上可以获得解释，从外洋的实践中也可获得证明，但当多种政策并行于一种情况问题时，或者使用条件不具备时，就会泛起交叉、打斗的现象。政策制度间的不协调、不配套、不但没有抵达应有的情况�；ばЧ�，并且极大增加了行政本钱和企业本钱。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排放标准及排污许可证制度关于火电厂的情况治理来说影响重大。
我国实行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总体上来说是失当的，因为理论上站不住，实践上不可能做好也没有做好。理论上不支持是基于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排放总量的变革与情况质量的改善是非线性关系，即险些所有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COD等)对情况质量的影响与区域、气象、大气和水情况等要素相关，也与污染源的位置和排放方法(如低源、面源、高架源等)有关，而污染物总量由权力机构制定一个消减目标来自上而下的分派体现不出非线性关系，所以纵然总量减排了情况质量却得不到改善甚至恶化的情况是会爆发的，“十一五”二氧化硫的总量减排就说明了这一点。“十一五”期间全国二氧化硫减排10%的任务是完成了，但却是由电力一家减排20%以上的任务，完成了全国的任务。
由于电力排放和扩散的特点，凭据科学测算同样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电力排放对情况影响要小得多�；痪浠八�，除了电力以外的部分，二氧化硫照旧增加的，并且越没有污染控制设施的散煤，由于总量控制对他们效力不大，二氧化硫排放越多，对情况质量的影响越大。二是总量控制是粗放式治理方法，如是以年排放为考核单位时间太长反响太迟，再如通过层层剖析，而不是由情况质量需要来决定总量等等，与精细化、精确化的污染控制要求格格不入。三是情况污染是众多差别源、差别污染物配合造成的结果，而排放标准就是对污染源或者某种工艺的差别特性来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数量(最高限值)的，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涉及的污染物种类多得多。且“主要污染物”与“次要污染物”对差别的地区、差别的污染源而言显然是差别的，且“主要”与“次要”也是相对的，有时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某一地区某一时间二氧化硫是主要污染物，而另一地区氮氧化物是主要的，而有些地方建筑扬尘却是主要的，把某种污染物确定为全国统一的主要污染物不是太粗放了吗?因此，污染物治理的思路是全面控制、综合防治，因地制宜，而不是外貌上的抓“主”放“次”，更不可在全国层面上抓主要污染物控制。我国情况污染的问题泛起出的“摁下一个葫芦起了多个瓢”的窘境及严重雾霾给出的深刻教训必须牢牢罗致。
每年的总量审定浪费了许多行政资源，同时花费了企业巨大的精力。以燃煤电厂为例，总量审定脱硫效率目前仍最高在90%左右(前几年在80~85%)，而大都燃煤电厂按达标排放要求脱硫效率要凌驾95%。总量控制作为排污权交易的基础在我国已经不复保存。美国在上世纪末实施的总量控制手段主要是用于排污权交易的，尤其是在部分电厂没有脱硫装置时，排污权交易能够实现污染物减排本钱最小化，如美国目前仍然另有近30%的电厂未装置脱硫设施。可是，我国燃煤电厂已全部加装脱硫装置，加之排放标准已经是世界最严，排污权交易的空间已经不保存了，已无法实现本钱最小化的目的，实施排污权交易仅是口号罢了。
排放标准是我国一项行之有效的处于基础职位和具有焦点性质情况�；ぶ贫�，也是世界各国通行而有效的做法。关于通例污染的控制(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世界兴旺国家和地区对排放标准的制、修订主要是凭据技术和经济条件来制定，而生长阶段差别所接纳的技术经济条件的标准也差别。从有利于情况的角度，现在均接纳先进的最佳可行技术(BAT)来制定排放标准。而我国比起BAT原则要求还要严格，因为不但要考虑技术经济条件，并且要考虑情况质量标准。因此，我国的排放标准可以作为并应该作为以改善情况质量为目的的主要环保治理手段。排放标准的总体严格关于目今严重情况污染的状况来说是需要的，但太过的严格，如全面超低排放的要求会欲速则不达，并且失去了基本的科学性。
